台灣的學生日子(大馬同學會拓荒)
1967年回台深造,我並非直接進入大學,而是讀僑大先修班(
蘆洲)。河上蘆洲,僑大一學年的日子,讀書之餘仍是讀書,
大家得憑優秀成績擠入大學。我不夠專心,成績說好不算頂好,
次年(1968)分發台大畜牧系。4年大學倥偬,
功課之外卻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事,而一切風波竟是從僑大開始。
回想僑大的片段,有三件事對我另一階段的跨步,意義非常。
第一件是班主任的公祭,對我一個長久跟死亡糾纏而且剛告別藝文、
心靈徬徨的人,刺激很大。公祭當天,氣候轉晴多雲,
地點應該是現在第一殯儀館,弔唁者蠻多,我們列隊在外頭等待。
同為學校主管,公祭的場面,很容易就勾起生父出殯的記憶;
但我跟主任終究不是親近的人,悸動當下還能整理思緒。
無聲的等待,我望著風捲塵埃在空中盤旋,突然想到文天祥,"
人生自古誰無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",佩服他用壯烈寫下英名!
第二件是我以"黎海"之名,秘密加入國民黨,做一件中國人該做的事。
初次接觸國父思想,讀到他是繼承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武、周公、
孔子相繼不絕的道統;我萬分喜歡,也景仰他大志功業。
馬六甲市區外面,抬頭就可看到三寶(三寶太監)
山的華僑抗日紀念碑上"忠貞足式 蔣介石題",蔣中正(蔣介石)先生功過有史家公評,
但他名字我一向熟悉。相反的,
南洋當地政府多對華人採行打壓手段,不時引發排華事件,
卻又禁止華人跟祖國產生緊密關係,更別說參加政黨。對此,
我更要加入KMT,豪情豈怕事?
第三件是我籌建團隊,發展以大馬同學為對象的組織。
我不滿馬國政府採取種族政策,也不滿華人的自弱行為;要去改變,
就必須匯集一批同道形成改革力量。
僑大約有三百多名來自全馬各個地區的華人優秀子弟,大家讀書、
生活在一起,不難找到志同道合者結為小團隊,
未來四年大學再繼續擴展為大團隊。畢業後回到馬國,
整個團隊可自組政黨、或加入既有政黨、或自成社會一股堅強力量,
捍衛華人。剛好當時僑生社群有一無奈現象,
新馬同學常常受到其他地方僑生的勒索及毆打。我便以此為號召,
募集團隊成員,情理盟約,人數不久逼近20之多。
古話說,三達德: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僑大的起頭等於吹響序曲,
逐漸驅策我青年大夢(春秋大夢?)朝著立功的方向偏轉。
僑大的邁開,的確深深影响我大學乃至研究所的生涯步伐。
雖然只是一段沒有結局的故事,卻可察覺我對民族的熾熱,
和面對死亡高壓而企圖突圍的奮鬥。
1968-1972間,新馬急風驟雨,海峽兩岸也驚濤駭浪,
台北長處于戒嚴和緊繃中。團隊約20位成員,大都分發北部大學。
而為了團隊的擴展和安全,並守護一般大馬同學,
我便積極介入星馬旅台同學會(舊稱);當然,
團隊一部分成員也隨著參與擔任幹部,
另一部分成員則扮演幕後顧問或不掛名幹事。
我大一獲聘為同學會總務,大二獲選為同學會會長,
大三連選連任會長並籌設大馬旅台同學會(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,全台會員約三千多名),
大四再獲選擔任大馬旅台同學會(籌備會)會長。在此同時,
團隊也跟著壯大,到我大學畢業時候,成員超過60人,
有些是理念相同,有些則是感情好義氣相投。
大學一千四百多日子,半是課業半會務。同學會負責整體性事務,
如:大型康樂運動、協助扶助、公關聯誼、文宣出版等。
在那複雜年代,同學會難免有點政治味道,
遊走在大馬領事館以及台灣僑務單位的矛盾間,辛苦確保同學權益。
況且,在家靠父母,出門隔洋千里之外,許多事就要同靠學會,
特別像死傷、糾紛、遭勒索等,需要同學會出面排解、索賠、
和善後;忠義
相挺,我們團隊也跟台北幫會的情誼匪淺。
1972年7月,我幾人是團隊中最後一批離台,松山機場相送,
多位是幫會知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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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倫的心情浮沉
馬國自1969年513事件之後,種族路線更為明張,
加上華人的自弱而使到狀況越是惡化。
華人的地位于英屬時代處在相對高點,此後一直下滑,
迨至21世記整個亞洲中國人世界的經濟力量增強,
華人才有機會略喘一口氣。自1970實施新經濟政策,
1971年通過憲法修正案,到1972年再修訂國內安全法令,
大馬已成為一個種族歧視國家。
我們團隊中堅成員為了強化個人條件,也為了團隊擴展的順利,
遂于1972年9-10月間分梯再赴英國深造。我暫留KL,
拜訪513受害家屬,收集資料照片,
又花了一段時間四走不少城鎮。1973年9月,我搭機飛往倫敦。
英倫四年多,前面時間,
我最大心思是投向團隊擴展以及華人政治地位提升的活動上。
但也在這時候,路線分歧的困境逐漸浮現。
當時在英國的團隊成員直逼20人,多數專修碩士,少數攻讀博士、
律師、會計師。他門將來畢業後都是華社菁英,
那一兩年又受到西歐理性政治的薰染,大都傾向採行社會主義路線,
希望繞過敏感種族問題,爭取全國性中下階級的支持。
只有我一本初衷,批判政府種族政策,主張華人不應受到歧視,
是一種反抗不平等的路線。當我摸清多數成員心意之後,
頓生告別大馬華人的動念,也埋下回台灣的種子,
興起我人生第三次轉折。
1975底,祖母噩耗傳來,剪斷我對馬國最後的不捨。乍然間,
南國蓊鬱,終年皆夏一雨成秋的夢域,一下子變得遙遠了、陌生了。
殘留下來是我跟團隊成員的疊疊片段,最叫人忍不住要想起,
是大碗酒大塊肉,講豪情談壯志的日子。從此,赤道半島的名字,
僅僅我旅遊地圖上一個符號。
團隊成員總數近70人,既是同志,也是兄弟。雖然我中途無奈單飛去了,但大家曾經一起編過沒結局的美麗故事(政治嘛,也許有結局反而不美了),而數十年來相知相交,到今天在台灣或馬國還時會見面相聚,人生能這樣就沒什麼遺憾了!他們散居大馬各處,已是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物。我于2008年秋再遊新馬,分別在KL、馬六甲、蔴坡等地跟他們一些人聚餐暢談,多位像我已過60歲,兒女早長大了。席中知道有人已身故,我一時講不出話來,固然為在座生者感到欣慰,想到去世老友更不由眼眶泛紅。
倫敦是我人生重要轉折的地方,後面時間,我一邊埋首研究所課業,一邊考量未來生涯走向。我的長處大概就是記憶力好,思路敏銳;這種長處不怕用腦,像我在初中時就會下盲棋了,讀書因此也蠻順利。我起初是進入倫敦大學農經碩士班,論文是關於市場研究,但憑着數算基礎,我的心得還是計量經濟和作業研究,便於1976年獲農經碩士。接着,我嗅覺很快聞出電腦產業與應用在未來二、三十年的重要性,隨著再進入倫敦大學電腦碩士班,專攻系統軟體。我論文主要便是設計並撰寫一套含具語法規則(Syntax rules)的編譯器(Compiler),當時算是先進技術,復又於1977年另獲電腦碩士。
學業對我不是難題,想我當時還能找時間閱讀"相對論"書籍。我費心思考是未來路要怎麼走,要怎麼留名! 有些人也許認為有點荒謬,但這是我的救贖方式,企圖從死亡的毀滅中,撿回一點點自己。我繫念不忘固然是華人的事,經常看到的、聽到的,不少也是華人的事。我住在倫敦西區的因弗尼斯街(Inverness Terrace),會路過皇后道(Queensway),那兒聚集幾家中國餐廳。每次看到餐廳人員(大皆香港華人)忙進忙出,似乎也意味忙著移民,忙著遠離香港。同樣,倫敦大學中有幾位是台灣華人,偷問我怎樣子才能居留英國,中華民國護照對他們竟是夢魘的象徵。我遠離了馬國,更能全面地察覺華人乃至中國人的困境。
許多紛雜事情,在時光中慢慢沉澱,表象之下的道理便會清楚呈現。就在着手編譯器論文的同時,我也找到我的未來路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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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鍵在中國人身上
終於,我領悟中國人如果不是偉大民族,本來就是悲劇。不管那一方面,別說根本不會產生什麼偉大的中文(華文)作品,甚至中國人都不願當中國人;沒辦法的只得苟且生活,一有辦法便急著逃離中國;而僑居的華人,馬來西亞華人也好、英國華人也好、美國華人也好•••, 也無不受到當地主流社會的歧視。馬來西亞只是特別惡劣,透過立法強推種族政策,壓制華人。所以,關鍵還是在中國人身上。我有了決定,要回去中國人的地方,盡一己之力為中國人的再偉大做一些事。
緊隨著,由於一段插曲及其聯想,引起我感慨,也讓我的決定更為堅持。曾經一次,我和友人去倫敦的馬來西亞會堂(Malaysia Hall,即馬來西亞學生中心)用餐。現場不少來客一邊排隊一邊和自己同伴交談,我們前面是一位馬來人男子和一位白人女子,本來不會去注意,突然男子稍微拉高音調講話:"I am Chinese(我是華人)"。我們聽到了,有些訝異,稍微留心一下,很快就知情了。原來是白人女子問到他屬於那一種族,馬來男子知道中國人曾經是偉大民族,只有中國文化堪與西方文化媲美;他當下為了男性自尊,不敢自認馬來人,才會冒充華人。
這立刻讓我聯想到當年台北,在松山機場一件不順眼的事情。就在台灣退出聯合國不久,我和學生會幹部正好去機場送行,看到兩個中年台灣男子(外省腔)在華航櫃檯高聲講話,好像要索求特殊待遇;櫃檯小姐起身小聲解釋,想是無法答應。兩名男子知道行不通,悻悻然離去,走了幾步,後面那個男子側身轉頭,一手掏出護照高高舉起(用拇指跟食指夾著),"我們有美國護照! 我們是美國人!"滿臉了不起的樣子。我一向討厭緊抱西方大腿、挾洋自重行為,忍不住介入大聲回嗆,一旁幹部也馬上幫腔,人群中隨著出現斥責聲音,兩名男子才趕快溜掉。
整個1970年代,早在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前,直到台美斷交之後,是有一些台灣人急著要逃離台灣,不想做中國人。而對照那位馬來男子,反硬要冒充華人,可見中國人確是某種關鍵。況且,中國人不再偉大,是一悲劇,到頭來仍然釀成問題!萬一中國人能再偉大,更是個大問題!如何再偉大?再偉大後又如何跟全球各個民族相處•••?於是,立功留名的誘惑,前述插曲及其聯想的意涵,加上民族困境所引發的問題,都驅策我回到中國人的地方。
最後,我不但決定回到中國人的地方,還決定回到台灣。
感情上、人脈上、以至文化上,我當然回到台灣。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,我身上一半留著後山的血(表妹還告訴我外祖父是平地頭目) ,比許許多多台灣人更台灣人;我身為中國文化傳人(凡對儒家等思想能熟知、熱愛、力行者即是中國文化傳人),尤比許許多多中國人還要中國人。不單台灣堪稱中國文化基地,我會回台灣猶有理知上的務實考量。主要是,我認識到現代中國的政治事功之路,已經暫告結束。未來海峽兩岸,將是經濟事功的時代。談到立功,經濟立功勝過政治立功。
那時候,蔣中正和毛澤東二位先生是政治事功指標人物,已于1975與1976年相繼過世,意味中國短期很難再有河山翻覆的政治鉅變。大陸文革十年,政治掛帥,經濟(連帶國力)沒有什麼實質增強。在此同時,台灣經濟蓬勃發展,成長可觀;雖因石油危機等一度影響出口,但政府推動十項建設,並主導產業轉型,未來經濟實力不容小覷。日本更是佼佼者,她的經濟尤其大幅超前;她一直保持快速增長,到1970年代前期達成了工業化,GNP居全球第二,晉身已開發國家。日本為西化表率,不只亞洲鄰邦羨慕,連歐美列強也驚嘆不已。
大英帝國則已頹態畢露,1970年代高失業、高通膨,且低成長、低效能,工黨政府備受批評。英國媒體不知是故意給政府難堪,還是真的推崇日本,時常報導關於日本的優異與盛況,連日本人在英的小道消息也大加渲染。印象深刻,說日本人很有錢,有目擊者看到日人在餐廳用鈔票點燃香菸。說日本人很聰明,根據英國女傭轉述,日人雇主一家常吃魚,頭腦頂級,小孩成績滿分。電視台曾有日本人專訪,有一次受訪者措詞蠻尖銳,記憶猶新,他直指日人看不起(Look down)英人行事態度,稱英國衰退為英國病(British disease)。
我決定要回台灣,希望能爲中國人、為經濟立功盡棉薄之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