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初春,風雨歸人;我回到台灣,擔任清華大學(新竹)工業工程系講師,講授MIS等課程。幾個月後,我因事趁暑假空檔到日本東京大約住了兩個月,也近身觀察二戰之後日人如何經濟立功,如何發展工業壯大國力。頗引我注意的,是打開日本時報(The Japan Times),看到關於日圓猛升值的消息(早在1971年夏仍是1美元兑360日元,到1978年秋已是1美元兑180日元),反映日本富強架勢。台灣參考日本,走相似的路。1978年12月,美國與中共宣布建交,我告訴周遭親友,風雨過後,台灣經濟之路注定越走越燦爛。光陰似箭,現在掐指一算,這些已是三十多年前舊事。
一打開記憶盒子,前塵舊事就在腦海翻騰不止。在此,我要表達對三位已故長輩的懷念與感激,一位是李樸生先生,一位是卜少夫先生,一位是畢卡勒(PICKARD, Prof. D. H.)教授。我從小個性獨立,除祖母疼愛外,沒有大人緣。但我一向民族氣味濃郁,可能因此觸動三位長輩的心思,當初幫我不少忙。也許,對他們來看,不是啥大事,只是多講幾句話或者只是舉手之勞,但對我而言,可說受用不盡。
李樸生先生在他學生期間聽說是廣東學聯會長,來台後曾在蔣(中正)先生主政下擔任僑務方面的黨政主管。我1970年有緣拜識他老人家,他已七十出,但精神奕奕。不論書信或晤面,都對我頻頻鼓勵,多次吩咐舊屬對我盡量包容。我大學階段氣盛莽撞,幸好有樸老的呵護,後來我再度回到台灣來仍然受到他昔日同事不少照顧。卜少夫先生是著名報人、作家,並任香港<新聞天地>和<旅行雜誌>社長。1972年我到香港拜會他, 此後便掛名<旅行雜誌>駐馬國特派員。在英國時,我跟少老保持書信聯繫,回台任教清大,也多次上台北拜見他(他有來台時)。那幾年多虧少老在我抉擇時提供寶貴意見,今天回頭看,還真捏一把冷汗,總算沒走偏了方向。
畢卡勒教授是一個正直英國人,曾到台灣考察,是我農經研究所的恩師(指導教授)。我本以為市場研究好過關,但他卻看到我英文和觀念不足落成一篇好論文。真的是恩師,為此,他私下要我每週交一份報告,親自督導我。論文口試時,校外考官最後問一個非常微妙(subtle)問題,我停了半响,教授馬上接下話題替我解圍。平時我們會聊一些課業以外事,但一聊到政治或民族攸關,我就會不自覺提高音調跟他爭辯;他到過我住處,牆壁上幾幅中國偉人圖像令他微愕。有一天,他認真跟我說,如果他是英國高層,當他知道中國人已發射核彈攻擊英國,那時唯有按紐反擊,雙方徹底毀滅,但他不會按紐的。我很感動,好想說我也是英國人,不過一直沒說出口。
數十年來,我一直是自我救贖的尋求者,企望透過現世價值的實踐來獲得心靈解脫。不管學生時期還是踏進社會,做的事、走的路,我自然就會朝向人性的積極面前進。那怕幾次出現轉折,方向都沒改變。到現在,不論歸根是什麼,我對民族(以至人類)的關懷,對目標的奮進,相信可以告慰三位長輩在天之靈。
況且,1978年至今,我始終懷抱一顆堅持的心,在台灣的動盪中,尋夢而不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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