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的學生日子(大馬同學會拓荒)/英倫的心情浮沉/關鍵在中國人身上

台灣的學生日子(大馬同學會拓荒)

    1967年回台深造，我並非直接進入大學，而是讀僑大先修班(蘆洲)。河上蘆洲，僑大一學年的日子，讀書之餘仍是讀書，大家得憑優秀成績擠入大學。我不夠專心，成績說好不算頂好，次年(1968)分發台大畜牧系。4年大學倥偬，功課之外卻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事，而一切風波竟是從僑大開始。

    回想僑大的片段，有三件事對我另一階段的跨步，意義非常。第一件是班主任的公祭，對我一個長久跟死亡糾纏而且剛告別藝文、心靈徬徨的人，刺激很大。公祭當天，氣候轉晴多雲，地點應該是現在第一殯儀館，弔唁者蠻多，我們列隊在外頭等待。同為學校主管，公祭的場面，很容易就勾起生父出殯的記憶；但我跟主任終究不是親近的人，悸動當下還能整理思緒。無聲的等待，我望著風捲塵埃在空中盤旋，突然想到文天祥，"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"，佩服他用壯烈寫下英名！

    第二件是我以"黎海"之名，秘密加入國民黨，做一件中國人該做的事。初次接觸國父思想，讀到他是繼承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武、周公、孔子相繼不絕的道統；我萬分喜歡，也景仰他大志功業。馬六甲市區外面，抬頭就可看到三寶(三寶太監)山的華僑抗日紀念碑上"忠貞足式  蔣介石題"，蔣中正(蔣介石)先生功過有史家公評，但他名字我一向熟悉。相反的，南洋當地政府多對華人採行打壓手段，不時引發排華事件，卻又禁止華人跟祖國產生緊密關係，更別說參加政黨。對此，我更要加入KMT，豪情豈怕事？

     第三件是我籌建團隊，發展以大馬同學為對象的組織。我不滿馬國政府採取種族政策，也不滿華人的自弱行為；要去改變，就必須匯集一批同道形成改革力量。僑大約有三百多名來自全馬各個地區的華人優秀子弟，大家讀書、生活在一起，不難找到志同道合者結為小團隊，未來四年大學再繼續擴展為大團隊。畢業後回到馬國，整個團隊可自組政黨、或加入既有政黨、或自成社會一股堅強力量，捍衛華人。剛好當時僑生社群有一無奈現象，新馬同學常常受到其他地方僑生的勒索及毆打。我便以此為號召，募集團隊成員，情理盟約，人數不久逼近20之多。

     古話說，三達德：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僑大的起頭等於吹響序曲，逐漸驅策我青年大夢(春秋大夢？)朝著立功的方向偏轉。僑大的邁開，的確深深影响我大學乃至研究所的生涯步伐。雖然只是一段沒有結局的故事，卻可察覺我對民族的熾熱，和面對死亡高壓而企圖突圍的奮鬥。


    1968-1972間，新馬急風驟雨，海峽兩岸也驚濤駭浪，台北長處于戒嚴和緊繃中。團隊約20位成員，大都分發北部大學。而為了團隊的擴展和安全，並守護一般大馬同學，我便積極介入星馬旅台同學會(舊稱)；當然，團隊一部分成員也隨著參與擔任幹部，另一部分成員則扮演幕後顧問或不掛名幹事。我大一獲聘為同學會總務，大二獲選為同學會會長，大三連選連任會長並籌設大馬旅台同學會(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，全台會員約三千多名)，大四再獲選擔任大馬旅台同學會(籌備會)會長。在此同時，團隊也跟著壯大，到我大學畢業時候，成員超過60人，有些是理念相同，有些則是感情好義氣相投。

    大學一千四百多日子，半是課業半會務。同學會負責整體性事務，如：大型康樂運動、協助扶助、公關聯誼、文宣出版等。在那複雜年代，同學會難免有點政治味道，遊走在大馬領事館以及台灣僑務單位的矛盾間，辛苦確保同學權益。況且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門隔洋千里之外，許多事就要同靠學會，特別像死傷、糾紛、遭勒索等，需要同學會出面排解、索賠、和善後；忠義相挺，我們團隊也跟台北幫會的情誼匪淺。1972年7月，我幾人是團隊中最後一批離台，松山機場相送，多位是幫會知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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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倫的心情浮沉

    馬國自1969年513事件之後，種族路線更為明張，加上華人的自弱而使到狀況越是惡化。華人的地位于英屬時代處在相對高點，此後一直下滑，迨至21世記整個亞洲中國人世界的經濟力量增強，華人才有機會略喘一口氣。自1970實施新經濟政策，1971年通過憲法修正案，到1972年再修訂國內安全法令，大馬已成為一個種族歧視國家。我們團隊中堅成員為了強化個人條件，也為了團隊擴展的順利，遂于1972年9-10月間分梯再赴英國深造。我暫留KL，拜訪513受害家屬，收集資料照片，又花了一段時間四走不少城鎮。1973年9月，我搭機飛往倫敦。

    英倫四年多，前面時間，我最大心思是投向團隊擴展以及華人政治地位提升的活動上。但也在這時候，路線分歧的困境逐漸浮現。當時在英國的團隊成員直逼20人，多數專修碩士，少數攻讀博士、律師、會計師。他門將來畢業後都是華社菁英，那一兩年又受到西歐理性政治的薰染，大都傾向採行社會主義路線，希望繞過敏感種族問題，爭取全國性中下階級的支持。只有我一本初衷，批判政府種族政策，主張華人不應受到歧視，是一種反抗不平等的路線。當我摸清多數成員心意之後，頓生告別大馬華人的動念，也埋下回台灣的種子，興起我人生第三次轉折。

    1975底，祖母噩耗傳來，剪斷我對馬國最後的不捨。乍然間，南國蓊鬱，終年皆夏一雨成秋的夢域，一下子變得遙遠了、陌生了。殘留下來是我跟團隊成員的疊疊片段，最叫人忍不住要想起，是大碗酒大塊肉，講豪情談壯志的日子。從此，赤道半島的名字，僅僅我旅遊地圖上一個符號。

    團隊成員總數近70人，既是同志，也是兄弟。雖然我中途無奈單飛去了，但大家曾經一起編過沒結局的美麗故事(政治嘛，也許有結局反而不美了)，而數十年來相知相交，到今天在台灣或馬國還時會見面相聚，人生能這樣就沒什麼遺憾了！他們散居大馬各處，已是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物。我于2008年秋再遊新馬，分別在KL、馬六甲、蔴坡等地跟他們一些人聚餐暢談，多位像我已過60歲，兒女早長大了。席中知道有人已身故，我一時講不出話來，固然為在座生者感到欣慰，想到去世老友更不由眼眶泛紅。

    倫敦是我人生重要轉折的地方，後面時間，我一邊埋首研究所課業，一邊考量未來生涯走向。我的長處大概就是記憶力好，思路敏銳；這種長處不怕用腦，像我在初中時就會下盲棋了，讀書因此也蠻順利。我起初是進入倫敦大學農經碩士班，論文是關於市場研究，但憑着數算基礎，我的心得還是計量經濟和作業研究，便於1976年獲農經碩士。接着，我嗅覺很快聞出電腦產業與應用在未來二、三十年的重要性，隨著再進入倫敦大學電腦碩士班，專攻系統軟體。我論文主要便是設計並撰寫一套含具語法規則(Syntax rules)的編譯器(Compiler)，當時算是先進技術，復又於1977年另獲電腦碩士。

    學業對我不是難題，想我當時還能找時間閱讀"相對論"書籍。我費心思考是未來路要怎麼走，要怎麼留名! 有些人也許認為有點荒謬，但這是我的救贖方式，企圖從死亡的毀滅中，撿回一點點自己。我繫念不忘固然是華人的事，經常看到的、聽到的，不少也是華人的事。我住在倫敦西區的因弗尼斯街(Inverness Terrace)，會路過皇后道(Queensway)，那兒聚集幾家中國餐廳。每次看到餐廳人員(大皆香港華人)忙進忙出，似乎也意味忙著移民，忙著遠離香港。同樣，倫敦大學中有幾位是台灣華人，偷問我怎樣子才能居留英國，中華民國護照對他們竟是夢魘的象徵。我遠離了馬國，更能全面地察覺華人乃至中國人的困境。

 

     許多紛雜事情，在時光中慢慢沉澱，表象之下的道理便會清楚呈現。就在着手編譯器論文的同時，我也找到我的未來路了！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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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鍵在中國人身上

    終於，我領悟中國人如果不是偉大民族，本來就是悲劇。不管那一方面，別說根本不會產生什麼偉大的中文(華文)作品，甚至中國人都不願當中國人；沒辦法的只得苟且生活，一有辦法便急著逃離中國；而僑居的華人，馬來西亞華人也好、英國華人也好、美國華人也好•••， 也無不受到當地主流社會的歧視。馬來西亞只是特別惡劣，透過立法強推種族政策，壓制華人。所以，關鍵還是在中國人身上。我有了決定，要回去中國人的地方，盡一己之力為中國人的再偉大做一些事。


    緊隨著，由於一段插曲及其聯想，引起我感慨，也讓我的決定更為堅持。曾經一次，我和友人去倫敦的馬來西亞會堂(Malaysia Hall,即馬來西亞學生中心)用餐。現場不少來客一邊排隊一邊和自己同伴交談，我們前面是一位馬來人男子和一位白人女子，本來不會去注意，突然男子稍微拉高音調講話："I am Chinese(我是華人)"。我們聽到了，有些訝異，稍微留心一下，很快就知情了。原來是白人女子問到他屬於那一種族，馬來男子知道中國人曾經是偉大民族，只有中國文化堪與西方文化媲美；他當下為了男性自尊，不敢自認馬來人，才會冒充華人。


    這立刻讓我聯想到當年台北，在松山機場一件不順眼的事情。就在台灣退出聯合國不久，我和學生會幹部正好去機場送行，看到兩個中年台灣男子(外省腔)在華航櫃檯高聲講話，好像要索求特殊待遇；櫃檯小姐起身小聲解釋，想是無法答應。兩名男子知道行不通，悻悻然離去，走了幾步，後面那個男子側身轉頭，一手掏出護照高高舉起(用拇指跟食指夾著)，"我們有美國護照! 我們是美國人!"滿臉了不起的樣子。我一向討厭緊抱西方大腿、挾洋自重行為，忍不住介入大聲回嗆，一旁幹部也馬上幫腔，人群中隨著出現斥責聲音，兩名男子才趕快溜掉。



    整個1970年代，早在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前，直到台美斷交之後，是有一些台灣人急著要逃離台灣，不想做中國人。而對照那位馬來男子，反硬要冒充華人，可見中國人確是某種關鍵。況且，中國人不再偉大，是一悲劇，到頭來仍然釀成問題!萬一中國人能再偉大，更是個大問題!如何再偉大?再偉大後又如何跟全球各個民族相處•••?於是，立功留名的誘惑，前述插曲及其聯想的意涵，加上民族困境所引發的問題，都驅策我回到中國人的地方。


    最後，我不但決定回到中國人的地方，還決定回到台灣。


    感情上、人脈上、以至文化上，我當然回到台灣。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，我身上一半留著後山的血(表妹還告訴我外祖父是平地頭目) ，比許許多多台灣人更台灣人；我身為中國文化傳人(凡對儒家等思想能熟知、熱愛、力行者即是中國文化傳人)，尤比許許多多中國人還要中國人。不單台灣堪稱中國文化基地，我會回台灣猶有理知上的務實考量。主要是，我認識到現代中國的政治事功之路，已經暫告結束。未來海峽兩岸，將是經濟事功的時代。談到立功，經濟立功勝過政治立功。


    那時候，蔣中正和毛澤東二位先生是政治事功指標人物，已于1975與1976年相繼過世，意味中國短期很難再有河山翻覆的政治鉅變。大陸文革十年，政治掛帥，經濟(連帶國力)沒有什麼實質增強。在此同時，台灣經濟蓬勃發展，成長可觀；雖因石油危機等一度影響出口，但政府推動十項建設，並主導產業轉型，未來經濟實力不容小覷。日本更是佼佼者，她的經濟尤其大幅超前；她一直保持快速增長，到1970年代前期達成了工業化，GNP居全球第二，晉身已開發國家。日本為西化表率，不只亞洲鄰邦羨慕，連歐美列強也驚嘆不已。


    大英帝國則已頹態畢露，1970年代高失業、高通膨，且低成長、低效能，工黨政府備受批評。英國媒體不知是故意給政府難堪，還是真的推崇日本，時常報導關於日本的優異與盛況，連日本人在英的小道消息也大加渲染。印象深刻，說日本人很有錢，有目擊者看到日人在餐廳用鈔票點燃香菸。說日本人很聰明，根據英國女傭轉述，日人雇主一家常吃魚，頭腦頂級，小孩成績滿分。電視台曾有日本人專訪，有一次受訪者措詞蠻尖銳，記憶猶新，他直指日人看不起(Look down)英人行事態度，稱英國衰退為英國病（British disease)。


    我決定要回台灣，希望能爲中國人、為經濟立功盡棉薄之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