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心中永遠的明副主任(Mr.明鎮華)

想起明副主任，不由又想到兩岸的中國人困境..............

     最近數月我着手規劃<天的懸念>一書，很少注意周遭消息；十一月下旬 人在日本北陸，就更不知台灣事了。十二月九日一早，台北乍然小雨，上網看見僑聯名譽理事長明鎮華先生逝世以至公祭報導，我心情非常沉重。明鎮華先生是我心中永遠的副主任，謹此表示深切追念！

     小雨已歇，但情緒未平，捲起一堆思量。想起明副主任，就想到我台灣大學時期，接著想到我福建永春(&南安)小一小二生活，回神過來又想到橫亙兩岸的中國人困境。

     大約1954年前後，我入讀永春桃溪小學。 好像在那一年，一批解放軍進駐我家租借的大屋(我家只租借大屋一側)，生活變得熱鬧多了。兵士年紀不大，就像大哥哥，有幾個還會幫祖母打井水搬東西，也會跟我玩。不到一年，我轉讀南安國專小學，次年又回到永春時，軍隊已撤離了。一天，我放學走在路上，那是由雲龍橋南下的一條大路；遠遠看到一輛小型軍車(吉普車模樣)駛來，我不覺小手一舉，想不到車子竟然停下來。駕駛座上是一名年輕解放軍，他載我到後山部隊駐地，看兵士操練、在營區玩；後來，他知道我要去南洋，送了我2本筆記本&鉛筆。

     由於這些經歷，連祖母都會說毛澤東好，我小小年紀也能感受解放軍對人民的親切。不過，麻坡僑社也好、二伯(與生父)也好，一向都跟國民黨較有淵源(早年有麻坡國民黨，前身為麻坡同盟會)，跟台北永春同鄉也時有連絡。我和祖母剛到麻坡時，二伯(or生父)一講毛澤東不好，祖母就會出言袒護。到了我讀初中，內地大躍進正熾，親友不幸消息紛紛傳來，祖母流下淚，才說毛澤東不好。1965年我高中畢業，不到一年大陸文革爆發，隔海望眼，讓我看到人民互疑互鬥的可怕。

      1960年代，星馬(新加坡&馬來西亞)華人社會和台灣(指中華民國)的文經尤其華教關係反而密切。1967年秋我回台升學，次年初便加入國民黨。第一次見到明副主任，是我大二(1970年)時候；方國柱先生(中三組總幹事)邀他一起請我&大馬同學到紅寶石酒樓(中山北路)飲茶，明副主任名片職稱是中馬星文經協會秘書長。他倆是我師長輩，對我這個回國學生一直照顧有加 。我到英國倫大讀研究所，跟明副主任有連絡，後來見面才知他已任海工會副主任。1978年春，我回台到清大(新竹)當講師，有上台北也會去中央黨部去拜見他；那時中山南路黨部為一日據時代老建築，中間大門廳有樓梯突出，他辦公室就在入口門廳左側第一間。

     台美關係生變更引政局詭譎，有一天，明副主任探詢我清大教職情況，問我是否有想去他那邊工作外派出國。我大學時期確曾一度對政治頗感興趣(參考我Blog文章)，但再回台彎初衷就是想轉往經濟領域謀求發展，明副主任提供機會讓我躊躇難決。香港新聞天地卜少夫先生剛好來到台北，他也是的我師長輩，便請教他意見。卜少夫先生看出我追求理想的個性，不適合碰現實政治，建議我別去。盡管如此，多次海外華僑台北聚會，明副主任還是邀我參加。

     1980年，我在工研院(竹東)上班，負責MIS，整家一度搬遷到竹東。明副主任可能察覺我較適合產業界，也就少主動聯繫我；知他公務繁忙，我出國回來會買洋菸，多託黨部警衛室轉交。1981春，卜少夫先生獲膺香港僑選立委辦理報到，我有點意外，政治原來是一門意外之術。當時台北，除了海工會，還有好幾位是早年學生時期在大學、救國團等熟識的師長輩。但是，我已不知政治，從此就更專心資訊產業。蔣經國先生逝世(1988年)後，國民黨又意外日漸質變，願景不合，我已非國民黨員。1991年起，我淡出產業，把大部分心力投入到文化的立言工程，門無車馬喧，更不敢打擾舊日師長們。

     這幾天得知明副主任福壽全歸，不禁喚起我一堆回憶。明副主任博學幹練，心在四海炎黃子孫。猶記得第一次見面，閒談中他介紹馬斯洛的需求五層次理論(Maslow's Hierarchy of Needs)，我印象深刻。然而，明副主任一心顧念中國人，眼看當前兩岸困局(乃至亞太困局)，說起來無非中國人的文化困局。我埋首中國文化解困之道，希望突破，不負明副主任多年關照盛情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