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西文化的世紀之爭！(4)

      21世紀 世界轉向多極並立的格局，意味著全球亂世的濫觴。此時可見多種文化地緣政治的摩擦，風雲詭譎更在於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’頂層’交錯；兩個陣營的代表，美國是近百年來西方的強大推手，而中國大陸則是古老中華在轉型時期的新興強權。

      西方的’基因’：實體（Substance）&秩序（Order），受到20世紀初葉 量子力學重磅打擊，形上哲思出現了縫裂。而美國順這’縫裂’激盪，又廣納 歐、亞一流人才；經過二戰的爐火，終躍升為世界第一超強。美國在美企、美軍、美元共構的國力上，主導了20世紀末期全球化的蓬勃，卻也是西方文化最後的燦爛。

      明末’天人合一’道統綻裂，中華文化因’形上’斷層而停滯。19世紀 西潮東漸，刺激了整個東亞地區相繼採行’中體西用’為’形下’手段。循此竟’工’于極致！二戰之後，日本、台韓等經濟成績優異；20世紀末期，中國大陸更在全球一村的浪花中，快速大國崛起。不僅在產經實力，中國已被美歐視為全方位的系統性競爭對手(Systemic Rival)。

      現今中國跟美國的競爭 ，正是一種文化地緣政治(CulturalGeopolitics)的較勁。甚至，更是在日美、台美等之上，乃一種極度激烈底文化地緣政治的搏戰。雙方不僅地域的拉扯、產經的比拼、頂層的衝撞，猶是文化的世紀之爭。風雲變幻當下 ，還會牽涉到國家安全、乃至觸發空前的全球性動亂。

      所以，21世紀何止是亂世，這場文化地緣政治的兇險超乎想像，很可能會引爆人類的災難。這固然是美國先出手挑起，卻也是難以避免的人類歷史演變趨勢。

      逆全球化的操作下，中、美 此際正處於「戰略競爭」——兼具前沿圍堵(Frontier containment)與局部競合(Partial coopetition)。此乃客觀上 雙方一下子無法徹底脫鈎斷鏈；尚有主觀上 美國精英自恃西方優越論&美國例外論，認為在這般操作下，終將再把中國遠遠拋在後頭 、忘塵莫及。

      但如果美國精英的希望落空了，中國綜合國力依然緊追美國，直至逼近到某一臨界線；勢必造成美國社會 信心盡失&安全恐慌，據分析會產生一種「綜合中國恐懼症」（Comprehensive China Phobia），進而採取極端乃至激進的反制措施。那麼，別說冷戰；更加考量到霸權爭奪(修昔底德陷阱)和文明衝突(文化興衰)，猶有日本等因素，美國最後怎不訴諸軍事手段！！

      10多年來 雙方關係日漸緊張，都是美國主動出手，咄咄逼人！事關民族存亡與人類和平，中國要如何後手破局，讓犯者知難而退！？

中西文化的世紀之爭！(3)

      全球只有寥寥幾個形上文化，認爲生命本源是一正面意義的至上存在(Supreme being)。其中，中西文化歷經千年起伏，更是唯二受過’世俗理性’(Secular reason) 熬煉的思行總合。

      20世紀末期，全球競爭開始轉為中西文化圈二者的比拼，說來也是一場無從避免的深度磨合之過程。(註：較之東亞區域，南亞一帶 如印度文化 未經’世俗理性’的熬煉，在產業發展上相對艱辛、緩慢，尚非歐美打壓目標)

      首當其衝，日本遭受歐美(尤其美國)政經壓制，結果摔了一大跤 爾後便失落了。繼之，主要還是美國面向所謂’第三波’(Third wave)IT時代到來，為了全球化(Globalization)科技、經貿&金融的霸主地位，便又針對台灣與韓國 猛力進行經貿施壓。

      日、台、韓等產業發展不管是否用雁行理論(Flying-geese model)來概括，台灣都是一個值得深究的案例；它與日本相似 實則相反，而與韓國相近 卻彼此相差。(說穿了，日本、台韓、中國大陸等產業狀況，均同為「中體西用」惟因推行’時空’不同而各有特徵)

      它們近似的，既善於模仿、精於萃煉，奮求形下的精湛&極致 工程技藝；又屬進口替代、出口擴張，再邁向海外生產的方式。各自反差的，台、日乃前者走「中小企業&加工/代工」 ，後者重「財團&品牌」；台、韓則前者具「靈活的專業分工」，而後者有「強大的垂直整合」。

      台灣社會一貫信心低落；縱使十大建設有成、接著產業轉型也有望，但客觀條件下，企業多屬中小型、經營仍採’老二哲學’(戰略守勢)心態。而基於儒家格致&倫理的習俗，加上漢字的具象/結構思維；30年蛻變，工技升級(表現為產業轉型)，關鍵要素 竟從血汗工人換成血汗工程師！

      1990年代至今，一度四小龍之首的台灣 雖曾遭遇資金外流、產業空洞化的危機。卻憑全球一流工程師的底氣，有別於日、韓側重品牌經營& 垂直整合、挑戰市場龍頭；台灣無心插柳倒另闢一條老二路線：技術精工、專業分工、靈活代工，扮演全球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合作夥伴。

      嚴格講，台灣形上文化斷裂；但這卻也無礙致力形下工夫，埋首追求’工’的精湛&極致。尤其在全球IT產業，台灣現今已是「硬體製造重鎮」與「半導體核心樞紐」。說起PC組裝代工(ODM)與晶圓代工(先進製程&封裝)，全球市佔率皆各在六成、七成以上，堪稱美企的「共生型核心協力廠商」；多少消減了台、美之間的直接摩擦。

中西文化的世紀之爭！(2)

      「 中體西用 」指「 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  」，在日、韓則各稱之「和魂洋才」& 「 東道西器」；其現今語意近乎「 儒家的格致&倫理為體、西方的科學&技術為用」，講的是一種’形下’適應手段。處於(相對的)市場機能 環境中，近代日韓與兩岸的產業經貿都曾循此而迅速發展。

      算是先行者，日本「善於模仿、精於萃煉」，重視工業技術，是以騰身躍爲高度精密製造的工業大國。二戰之前，它已建造了人類史上最大、最強的大和級（Yamato-class）戰艦。而二戰之後，它在通產省牽頭下 產業快步興起、創造了驚艷的經濟奇蹟。到了1980年代，日本儼然成為全球矚目的財富之邦&工業強國。

      1980年代日本爆富，傲稱東京地價足可買下整個美國；股市狂飆，人均GDP後曾一度勝過美國。當時日本已稱世界工廠，鋼鐵、汽車、家電等席捲全球。而值此IT起飛之際，它半導體&電腦竟與美國 齊驅甚至超過；非單主導了全球半導體市場(記憶體&微處理器)，還推出FACOM M系列大型電腦，威壓IBM 370。

      那時正值 第三、第四代電腦交錯蓬勃，也是日本跟歐美爭奪世界科技霸主地位的關鍵時刻。原已微幅領先，通產省猶在1982年實施「第五代電腦計劃」，意圖開創具’通用人工智慧’(AGI)雛形的跨時代超級電腦；一時風雲變色，全球震撼。結果招來歐美(尤其美國)政治脅迫與經貿&金融反制，重創了日本。

      現今回想起來，那還真是一段戰鼓喧囂的歲月。不管在科技、產業、貿易、金融諸領域，日本跟西歐尤其美國處處激烈碰撞。我們看到西方社會多懷 憂患情緒，美國甚至掀起’猛抨日本’(Japan Bashing)浪潮；而在’昭和幻夢’之下，日本朝野倒難掩自滿驕態。

      神道立國，日本缺乏深厚的形上文化；頂多是竭盡具象 (Concrete)的形下妙用，「善於模仿、精於萃煉」，走向萃煉工技與精密製造。日本譽為第一，乃因鋼鐵、汽車、家電、半導體、電腦(計算機)等，有實際產品可供模仿再加萃煉；然則’第五代電腦’是跨界AI智慧機，屬於拓荒的開創之舉，必然碰壁！(沒得模仿、甭說精萃)

      戰後日本 將武士精神包裝並帶入了政商領域(士魂商才)，產經人士視為企業武士或産業武士。武士的必勝、雪恥等信念發酵，驅使日本有意無意想在現代商場上贏得它二戰未竟的雄圖。經過產經 連番猛創輝煌佳績，通產省接著喊出跨界的’第五代電腦’，無疑是一則戰略攻勢(Strategic Offensive)的訊號。

      沒有自知之明，跨界計劃果然碰壁敗北；而沒有知人之智，誤算而發出攻勢訊號，遂讓日本面臨西方(主要是美國政商)圍攻。最後，日本終於失落衰退；從1990年代初開始，經濟成長低迷，失落了30年。而日本之所以敗北與誤算，其根由完全在日本自身！

中西文化的世紀之爭！(1)

       中華文化 廣義言之即漢字(字詞)文化，受其浸染地區主要為兩岸四地及日、韓二國。西方文化屬於拉丁字母文化，因其而興盛的國家則集中在北美及西歐ㄧ帶。

      冷戰末期，全球競爭逐漸從意識形態的對壘(政治&軍事的抗衡)，轉變為地緣政治(Geopolitics)的賽局（地理環境、人力資源、產業佈局等的比試)。甚至在21世紀前半更轉為文化地緣政治(CulturalGeopolitics，這觀點也許更符合 杭亭頓S. P.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)的角逐，除了自然地理因素與人文地理因素之外，猶有’頂層’地理因素的較量；致使未來全球大國博弈的長期態勢與趨向上，其主軸很可能是聚焦於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’頂層’突破。

      ’頂層’是我講的，表示在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之上的頂層，攙有’形上’意味；不僅涉及科技理論建立，更指某個領域或某個產業(含產品)的開創(含發明)所需之’原理跨進’，能將相關基礎規律推向工程技術。譬如：滿清末期 時人眼中的’船堅炮利’，其’頂層’乃關於鐵、碳等元素特性的掌握，以及熱力學 、流體力學、動力學的了解。還有二戰尾聲 世人眼中的’原子彈’，其’頂層’乃涉及質能互換定律、並利用’核分裂’連鎖反應。

      果然，1980年代美國與日本的競爭非關意識形態，正是現代版 地緣政治的一次直面衝撞。日本一貫秉著’和魂洋才’理念並發揮其’工’于「守破離」（模仿、突破、昇華）的堅持，尤有職人精神與企業倫理的增益而成為’工業大國’，東瀛四島遂能以其精密製造、高端產品橫掃歐美，導致美國貿易逆差飆升；山姆大叔作爲’文化大國’的棒下，藉由金融、貿易、關稅等的連番反擊，才粉碎了日本產經之夢。

      1980年代 美、日地緣政治的拼鬥，其背後隱然仍是文化地緣政治的決勝。儘管 傅高義（E.F. Vogel）於1979 年出版了轟動ㄧ時的名著《日本第一》，反映日本在戰後經濟崛起奇蹟且在1980年代邁向全盛、GDP緊逼美國。但內行的人都清楚，日本只知工業製造，終究是追隨者(Follower)而不是開創者 (Pioneer / Innovator)；惟有致力’頂層’突破，躋身文化大國，方能追上並駕凌歐美列強。

      無疑，日本菁英也非常清楚這一點，便由通產省(MITI，現為經產省METI) 於1982年推出’第五代電腦計畫’(FGCS)，試圖’頂層’突破，開發出具有AI、邏輯推理與平行運算的劃時代超級電腦。若能成功，便可在 IT 產業擊敗美國，真正奪得全球第一；此案確曾引發當時歐美業內的高度緊張，也一度被視爲IT領域的「新珍珠港事件」(New Pearl Harbor)。

      日本從來都是模仿之國，文化底蘊不夠厚實，難以點燃IT原創火花。況且該案相關基礎規律的論述空泛，更甭談原理跨進，終以失敗收場。開創無門，加上前有歐美全力壓制，後有台韓&中國大陸洶洶追兵；日本1991年起經濟長期停滯，陷入失落的10年、20年、甚至30年。回顧這場地緣政治之爭，日本敗北的關鍵確實就在：’頂層’卡關、無法突破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