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1世紀亂世,美國及西方陣營定義下的「系統性對手」,無疑是崛起的中國大陸。
b. 熱戰:中美何以難逃一戰?
當前中美雙方雖在政治層面謀求「戰略穩定」,然而觀察西方陣營在軍事與經濟上的凌厲落子,笑臉背後殺機重重——開弓焉有回頭箭!
坊間主流觀點多認為:中美皆具備核武威懾(相互保證毀滅,MAD),經濟上又相當程度互補,開戰代價巨大且不可承受。殊不知,中美博弈早已超越單純的地緣算計,淪為一場惡性文化之爭。在 修昔底德陷阱 ✖️ 文明衝突 ✖️ 意識形態敵對 ✖️ 歷史傷痕 ✖️ 絕對恐懼 ✖️日本扳機 的多重激化下,這已演變為關乎 西方興衰存亡的生死之鬥(A life-or-death struggle for the future of Western democracy)。美方豈能不戰?豈得不戰?
i 惡性因子:不可逆的衝突邏輯
(i)修昔底德陷阱與文明衝突的疊加:
美國學者G·艾利森(G. Allison)提出的「修昔底德陷阱」,指出崛起國與守成國爆發戰爭的歷史概率高達 75%(16 例中爆發 12 例);若考量美蘇冷戰期間的各類「局部熱戰」,機率更升至 81.25%。 同時,S·亨廷頓(S. Huntington)在「文明衝突論」中強調,未來的全球衝突核心將是文明的對撞(如西方、中華、伊斯蘭文明)。 若將兩者交叉比對,歷史上爆發戰爭的案例(如日俄、美日、美蘇),無一例外皆屬「異質文明」的對抗;而少數免於一戰的案例(如西葡、美英、英法與德),則全屬「西方文明」內部齟齬。當今的中美之爭,既是霸權之爭,又是深層的文明衝突,雙重因子疊加,爆發熱戰的概率豈非趨近 100%?
(ii)意識形態的絕對排他性:
「不自由,毋寧死」是美國建國的精神圖騰,民主自由亦已內化為西方文明的核心意識形態。美國固然能容忍中小國家施行專制集權,卻絕無法忍受一個威權大國的抬頭,更不能接受其將「不平等文化」引入國際秩序。當初圍堵蘇聯(基於對威權與多米諾骨牌效應的恐懼)如此,今日全力打壓中國(基於對威權與朝貢體系再現的疑慮)亦復如是。
(iii)歷史烙印與心理作用
◆ 中方的集體傷痕:列強入侵帶來的「百年國恥」深烙於民族骨髓。大陸國歌中「把我們的血肉,築成我們新的長城」的吶喊歷歷在耳,形成極強的禦侮抗敵意志。
◆ 西方的群體記憶:源自13世紀蒙古西征的「黃禍」(Yellow Peril)心理陰影,在21世紀新冠疫情與中國崛起時 再次被喚醒,演化為西方對東亞力量的高度慌亂。
(iv)絕對恐懼與自衛性攻擊:美國自建國以來因「美國優越論」(American Exceptionalism)而深具心理優勢,如今面對系統性對手卻又產生 強烈的「中國恐懼症」(China Phobia)。這兩種心理的激烈衝撞引發了深層的自我心理創傷(Psychological Trauma),極易驅使美國政府做出本能的應激反應:「唯有先下手為強,中國才無法傷害我。」
ii日本「豹變」:代理戰爭與戰爭扳機
極限施壓(Maximum Pressure)效果漸微,面對《生死民主》(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)所提示的西方危機,美國正逐步加碼重磅出擊。中美實際上已步入「新冷戰」範疇,而冷戰歷來伴隨著代理人戰爭。
早在2022年,美國《國家防衛戰略》便將日本定位為印太地區的核心柱石,公開支持其提升自衛能力與「反擊能力」;至2026年,美方更進一步默許日本發展核潛艦等防衛硬實力,深化軍工合作與飛彈聯產,並協助建立日本版「國家情報局」。近期美軍公開的《陸軍作戰準則》(How the Army Fights),其意圖無非是將第一島鏈上的日本培育成最猛烈的鋼刀,以便在台海等前線遂行代理人戰爭。
然而,日本豈甘僅作為代理人的棋子?「日本扳機」不僅是誘發中美熱戰的關鍵催化劑,更代表日本已從被動的參與者,轉變為主動重塑地緣格局的關鍵變數——其對局勢的糾葛與影響力,百倍於以色列在中東局勢中的角色。
(i) 「豹變」的心理與歷史脈絡
早在2016年,面對長期社會停滯所帶來的「閉塞感」(閉塞感 / ヘイソクカン),前首相安倍晉三高喊「君子豹變」,開啟了日本安保政策180度的根本轉向(包括大幅擴充防衛預算與推動修憲)。日文中的「豹變」(ひょうへん),意指為了達到最終目的,不惜打破既有規則、展現極具彈性甚至反覆無常的戰略姿態。「豹變」之說繼續發展,將會是一場新世紀的明治維新。
果然 到了2026年,日本新一代精英的思維已全面轉向保守主義與自主安保,其核心目標指向「大和魂の復活與日本の再生」。無論從感性還是理性的戰略推演,最符合其利益的途徑,莫過於趁此歷史良機促成「中美相爭,日本獲利」。
⚫ 感性層面:歷史宿怨與「業報」焦慮
◆對美雪恥的深層心理:日本神道文化與武士道精神高度崇尚勇武與雪恥(如《忠臣藏》展現的復仇美學)。近代日本遭遇 黑船來航與原子彈爆炸的極致打擊,根源皆在美國。在國力懸殊下還被迫俯首稱臣,堪稱日本歷史上「最大的屈辱」(最大の屈辱)。
◆ 對中「業報」的深層恐懼:一水之隔的中國,曾遭日本殘酷侵略;21世紀中國國力蒸蒸日上且反日情緒未消,日本心中難免萌生對歷史罪責與「業報」的集體焦慮。
◆唯一解方:日本既無力直接向美國雪恥,亦無法承受一個強大中國的敵意。唯有中美爆發熱戰,使兩大國皆陷於慘勝或解體的極度消耗中,日本面臨的地緣風險與歷史包袱才能徹底迎刃而解。
⚫ 理性層面:島國危機感與「正常國家」化
◆ 大陸政策的歷史回響:島國資源的匱乏與自然災害,賦予日本強烈的生存危機感與擴張本能。明治時期 山縣有朋等提出的「大陸政策」(及後來的「支那分割論」與「大東亞共榮圈」),即試圖在亞洲大陸建立戰略縱深。
◆ 打破「非正常國家」枷鎖:二戰戰敗後,美國主導的《和平憲法》與《日美安保條約》雖然賦予日本安全庇護,卻也將其鎖定為「非正常國家」(半主權狀態)。日本右翼與傳統精英對此極度抗拒。唯有在中美爆發史詩級碰撞、全球秩序重組的極端情境下,日本才可能一舉突破安保束縛,實現「正常國家」乃至重新實現「大陸政策」的戰略野心。
(ii)世紀弔詭:三方角逐的戰略悖論
當前中美日三方已陷入高度糾葛的戰略三方角逐狀態:
⚫ 中美雙方:雖然戰略對立加劇,但在核威懾下仍傾向於相對避戰(避免爆發直接全面核戰),並嘗試將衝突控制在第一島鏈的局部區域(如台海或南海)。
⚫日本戰略:在獨特的歷史心理與現實算計下,反而呈現相對求戰的傾向——設法將局勢推向爆發點,並誘導中美走向大規模的地面與實質戰爭(如引導衝突向東北亞延伸)。
亂世猶如末世,全球局勢於此臨界點 懸於一線,豈不令人獨愴然而歎息!
